《医疗与帝国》:被发明出来的中医传统,成为中共塑造新国族认同

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更为混种的医疗传统通常是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产生。传教士有时会反对殖民政权摧毁与边缘化传统医疗与文化实作的企图。基督教生根于非洲新的社会与体制框架,混种的医学传统是新框架的产物。教会在寻求引进新的道德秩序时,仍旧依赖传统习俗。传教士经常发现非洲人的医疗做法和基督教教义不相容,而试图创造出新的非洲基督教社群,希望他们能完全依赖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传教医疗。

儘管医疗传教士试图建立医学霸权,但教会中的非洲基督徒菁英在医疗以及其他文化做法上,仍享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非洲教会对于会众使用非洲医疗也抱持着较为宽容的态度。某些非洲的药物和做法仍获得採用,因为传教士默默接受其有效性。

儘管非洲的治疗做法常被视为是巫术、邪恶的做法和迷信,但仍因上述因素而生存下来。有时这是因为西方医学太过昂贵难以取得,或是无法治疗非洲的疾病与问题。殖民政府对医疗基础建设和公共卫生投资不足,使得这些做法能够持续,甚至在新型态的疫情横扫整个非洲大陆时蓬勃发展。这些疗法之所以能够生存,也是因为和非洲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有深刻的连结。

与此同时,在保护属地体系下,非洲疗法拥有相对的自主性。当非洲人改信基督教时,他们在其信仰与日常生活中仍旧保留与融入传统做法。某些英国医师甚至宣称他们相信乃至擅长当地医学,以便推广自己的治疗方法。殖民强权也鼓励将非洲的「土着医学」加以商业化。土着医学从一九二○年代就开始和生物医学竞逐快速成长的非洲人口,尤其在都市人口当中。

这种土着医学是历史选择的产物。某些非洲医疗让欧洲人感到较为自在与熟悉,而且看来似乎不是那幺「原始」,因此比其他的疗法更加受到鼓励;欧洲人也倾向只接受那些能够符合科学与生物医学原则或是「犹太-基督教」道德的医疗。在此同时,非洲大陆本身也因为殖民主义而发生巨大的转变。二十世纪上半,随着矿场与大农场等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市场与城市的兴起,出现了重大的人口变迁。劳工移动带来传染病,传统社会习俗瓦解以及新社会习俗的诞生,乃至传统信仰体系的转变,后者愈来愈和基督教的社会观念融合在一起。

非洲医疗和生物医学的融合在当代仍在持续,尤其在回应爱滋病这类现代流行病时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而混种的非洲传统医学在二十世纪诞生了,这种非洲传统医学仿效现代生物医学,重新发明非洲文化,在西式的医院与诊所中操作,使用标準化的医药剂量,为新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现实服务。不同于印度是以阅读古典文献为基础,非洲是在殖民主义所建立起的新社会、经济与文化体系里界定「非洲传统」的意义,「被发明出来的传统」于焉产生。

「传统中医学」在现代被发明出来

传统医学在中国的演变是二十世纪医学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传统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八)期间对国族认同追寻的一部分。中医是具有全球地位而广泛获得使用的传统医疗之一,引领其他形式传统医疗与另类医疗的发展潮流。

虽然中国并未完全受到殖民,但从十八世纪开始中国南方有几处或是遭到殖民,或是经历不同国家的殖民影响力与控制。从中世纪开始,中国和欧洲经由贸易路线而有着漫长的接触史,特别是透过经由中亚与南欧而抵达东地中海港口的丝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就是透过这些贸易关係,而在十三世纪越过中亚抵达中国。在十七世纪的贸易年代,葡萄牙人抵达南中国的港口进行贸易寻求香料,这是葡萄牙在东南亚海洋扩张的一个篇章。

十九世纪欧洲国家才试图于中国建立殖民控制。一八三○年代之前,欧洲在中国的贸易与殖民控制仅限于广州这个港口。在一八四○年代英国试图将其殖民控制延伸到广州之外的地区,而和中国统治者发生冲突,导致了人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的军事冲突。鸦片不是中国本土的产品,虽然将鸦片用于医疗目的在中国有长久的传统。从十七世纪开始,荷兰与英国的商人把鸦片当成休闲药物引进南中国。十八世纪英国人在印度鼓励进行大规模的鸦片种植,将其贩售到中国市场,这让英国人能够和中国人进行贸易,否则中国人对其他欧洲产品没有太大兴趣。

道光皇帝警觉到国内愈来愈多人鸦片成瘾,还有越来越明显的英国殖民力量,因此在一八三九年派遣部队到广州摧毁英国的鸦片贸易。英国也派遣舰队到中国而爆发了战争。英国击败中国部队,在一八四二年签署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要在东南海岸开放五个「条约口岸」,并且废除中国统治者加诸广州外国商人的垄断制度。中华帝国遭贬为半殖民地。法国人在云南省建造铁路网,让殖民贸易与影响力得以进入中国内陆。

从十七世纪开始,基督教传教士前来中国是中国和欧洲殖民接触的重要发展。耶稣会士和基督新教传教士随着葡萄牙、法国与英国的商人来到中国,但他们保持独立的地位与活动。从十八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医学引进中国南方与澳门。他们所带来的新奇草药(亦即金鸡纳)很快就整合进中国的药典。英国人简纳的种痘法很快地取代了旧式的天花预防方式。十九世纪的医疗传教士则建立起传教医院与医学校。英国传教士在云南广泛运用西方医疗。

十九世纪殖民势力的增长,导致西方医学在中国部分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英国与法国的殖民当局引进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与卫生措施,保护其殖民利益免于鼠疫与霍乱的流行传播。英国人在一八五○年代也在香港通过传染病法。在引进西方疗法与医院的同时,欧洲人认为中国医疗是迷信和不科学的,这反映了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与社会落伍与倒退的态度。

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一九四九)与文化大革命,中国政府对传统医疗进行大投资,试图发展可负担的医疗照护与公共卫生设施。现代性、文化认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重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面向。相对于殖民与封建的过去,这场运动试图界定全新又现代的中国。

中国政府建立基层健康照护体系作为追寻新国族认同的一个步骤,并且试图振兴传统医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部指导全中国的健康照护,建立基层照护单位。有趣的是,这段期间中国相当广泛地使用「医师」这个称呼,不只称呼拥有医学学位的人,也指称任何帮助病人的人。在此同时,中国政府透过设立医学院和医院,将治疗与药物标準化以及将传统医学的训练制度化,对传统医学进行革命。接受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医师也学习传统医学,而传统医者则接受现代方法的训练,有活力地整合现代的医学概念与方法,振兴传统医学某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合适面向。因此,中国传统医疗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回应西方医学而重新打造。

一九六○年代也是李约瑟(Joseoh Needham)这类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产生兴趣的时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技术实作有更大的理解。对李约瑟而言,中国科学有自己独特的取向,是由其特殊的社会与物质文化所形塑。

透过这些过程,在一九五○年代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医学传统,以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传统中医学)这个缩写正式为人所知。这是种相对现代的中国医学,就其依赖统计学、诊断试验与标準化而言,可与现代生物医学相提并论。TCM是一个混种与被发明出来的医学传统,结合了民俗医疗元素与西方的疗法,以及对症治疗的诊断与药物。

儘管TCM是相对现代的产物,治疗者和倡议者经常宣扬其古老传承。蒋熙德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传统医疗史,指出本土性、自给自足与可负担是驱动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造就了TCM的出现。在后文革时期,当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拥抱经济自由化和新的全球医疗市场,TCM也改变了。TCM成为一种全球的医学传统和经济力量。

针对传统中医学的出现,金・泰勒写了一部批判的历史,论称西方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传统中医学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后,中国医师和政府发明一种新的医学,以便创造出一种既是中国自身传承却又和西方医学不同的医学。一方面,他们反覆宣扬与强调中国医学遗产之丰富。另一方面,他们强化了认为中国文明与中国医学都是静态、单一且不变的西方观念。

泰勒写道,在一九六○年代与一九七○年代,中国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自我封闭」。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医学与社会所发生的转变所知不多,也强化了中国医学单一的表象。这段期间编纂的「中医基础理论」,是藉着将中国多种异质的传统加以统一与简化为基础而完成。因而一个新的医学传统如今要为新的国族利益服务,而且在这过程中强化了「传统」中国的观念。其他人也指出,传统中医学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甚至将许多的民俗医疗边缘化。

在中国的另一个发展是实验用新的方式来提供医疗;比起把焦点放在「提供的是何种医疗」,这点经常来得更为重要。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支持一种针对乡村地区的全新健康照护提供体系。每一个村子都分配一名赤脚医生(这是具有现代医学基本技能与知识的医疗人员,能够应付轻微的疾病),负责提供基本医疗照护。英勇奉献的医疗人员结合传统中国的价值与现代科学方法,前往偏远的乡村地区为贫穷的农人提供卫生与医疗,赤脚医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象徵。这超越了建立医院、精神病院与诊所、或是在偏远地区进行疫苗接种与卫生计画等既有方式,确实是一种在非西方国家提供卫生的全新革命性方式。其主要冲击是将现代医学引进过去只有传统中医服务的村庄。

中医如今在现代中国是个庞大的医疗建制,而且整合到基层健康照护体系。到了二○○一年,中国有超过两千家的医院由超过八万名中医师提供传统中医医疗。有好几间医疗训练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提供先进的传统中医学训练,也收外国学生以及海外华裔学生。

在此同时,中医成为全球品牌,从一九八○年代开始,中医成为跨国的医学传统,出现在上海、坦尚尼亚与加州等地,也在美国不同地方成为主流医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刻意满足一些要求与社会经济脉络。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乃是因为中医对于西方的白人中产阶级有种特别的吸引力。当现代生物医学看似愈来愈不具有个人面貌,受到只在乎利益的大型药厂控制,传统中医学像是更为有机、更个人化而温和的「另类」医疗。弔诡的是,中医在这样的过程中全球化、也企业化了。

因此,所谓的传统中医其实是一种相对现代的医学,从一九五○年代开始,当中国的政治领导者和医生试图界定新的国族文化、经济、教育与卫生基础建设时,传统中医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出现。

结论

现在盛行的传统医学并不符合「传统」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这些传统医学是被发明出来的传统,也是新医学。甚至西方医学也可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吸收了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做法和传统。关键在于信任与纯正。西方医学先是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透过观察与经验主义来取得信任,接着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则是靠实验室里的实验;传统医学则是透过遵循某种和西方或欧洲做法不同的传统,以获得纯正性并建立信任。其独特处在于它是西方医学的「他者」(other)。此乃回应西方医学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结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传统医学创造出他们表面看来纯粹而一致的独特传承。

在此同时必须谨记,许多的传统和做法从未被这些传统医学整合而仍然遭到边缘化或失落。传统医学现在是全球健康照护体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开发中国家尤其如此。在某些亚洲与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赖传统医学来提供基层健康照护。在许多已开发国家,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使用某种形式的另类或辅助医疗(例如针灸)。这类医疗随着移民与全球人口移动而成为全球医疗;另类医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变得很受欢迎。

相关书摘 ▶《医疗与帝国》:十八世纪欧洲殖民,建构起「热带特别不卫生」的想法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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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译者:李尚仁

以全球的尺度来认识医学史,
并理解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层问题。

现代医学的诞生不是西方人独自完成的。现代医学具有浓厚的殖民性,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西方向外殖民的历史,不只依赖军事力量,医学伴随其中,扮演照护殖民者生命健康的角色。透过医学的进展,我们可以了解现代世界如何应运而生;从西方国家在美、亚、非洲的屯垦殖民史,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如何藉由医学促进经济活动,完成文明开化的道德使命。

但是,医学只是一种工具,帮助殖民者治理他者吗?是殖民者带来医学福音,帮助被殖民者脱离疾病、改善环境吗?根据历史考察,答案其实远比我们想像的複杂。本书从西方将被殖民者的自然知识纳入药典,到对金鸡纳树的生物探勘狂热;从种族和气候为基础的疾病理论,到寄生虫学到细菌学如何影响国际合作;从西方鄙弃殖民地的医事人员,到殖民地传统医学的「被发明」,广泛呈现医学史的多层次与多样性。直至二十世纪,殖民医疗措施仍延伸至全球卫生政策,掌握医学史成为理解当代健康挑战的锁匙。

本书在地理尺度上横渡美、亚、非,并顾及澳洲、太平洋岛群;在时间刻度上,自十七世纪以降,横跨三百年;在资料取用上,参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资料,总和出这样一部作品,能够回应过去各自研究者侷限于特定区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

《医疗与帝国》:被发明出来的中医传统,成为中共塑造新国族认同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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